中国证监会前主席周道炯：
证券时报记者 张媛媛
两次大事件“结缘”证监会
证监会系统的人才多、年纪轻。当年在中央部委机关中，中国证监会的干部是最年轻的，都是20多岁至30多岁。而且证监会系统干部大多是高学历，无论是中国证监会还是系统内的交易所，硕士博士的比例都很高。
记者：您任职证监会主席的时候发生过很多事件，您对目前上市公司的监管有什么看法？
周道炯：我也未曾想到自己60岁的时候还能到证券市场去经历一番“老兵新传”。
新中国的资本市场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的，真正的建立，要从深沪两家交易所的成立算起。可以说，中国资本市场有几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一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正式开始了，这是1990年。从成立角度来讲，上交所早于深交所；而真正从试营业角度来讲，是深交所早于上交所。两个交易所的成立大会我有幸都参加了。我那个时候是作为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参加的，刘鸿儒同志是作为体改委副主任参加的，周正庆同志是作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副行长参加的，结果，后来我们三个人先后都到中国证监会担任主席。二是1992年8月深圳发生的“8·10”事件，近百万人抢购股票认购证，引发社会混乱。这个事件发生后，党中央考虑到证券市场必须实行集中统一监管，决定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由十多个部委领导组成，朱镕基副总理兼任主任，我任常务副主任。同时成立一个事业单位，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刘鸿儒任主席。1993年7月我离开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到了国家开发银行。而到了1995年2月23日，上海发生“327国债期货”事件后，我又被召回证券委，而到了3月中旬我就受命担任证监会主席。因此，是这两次大事件使我“结缘”证券市场。
记者：您初到证监会的感觉是什么？
周道炯：当时的市场与证券系统内部有这样几个特点。首先是证监会系统的人才多、年纪轻。当年我们努力引进高学历、高素质人才，包括引进海外人才，引进人才活动先后举行了两次。我记得当年在中央部委机关中，中国证监会的干部是最年轻的，都是20多岁至30多岁。其次是高学历，无论是中国证监会还是系统内的交易所，硕士博士的比例都很高。再次，就是证监会倡导廉洁自律。证监会要执法，要监管，就必须廉洁自律。
另一个特点就是证券系统的统一与高效。当时，根据国务院的指示，将深沪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都收归证监会监管。在此之前，交易所都是属于地方管理，而拟申请上市的企业除了地方政府审查外，还需要经过财政部、人民银行、外管局、计委、外贸部、体改委等八九个部门的审查才能到证监会。想上市的企业到北京跑几个月也跑不下来。后来，证监会在制定“九五规划”的时候向李鹏总理和朱镕基副总理汇报这种情况后才改了过来，企业上市发行统一由中国证监会管理，各部委派人参加发行委员会表达意见。通过这些工作，理顺了管理体制。
此外，当时市场还有一点变化就是发行管理从额度管理改为了家数管理。最初开始，中国的资本市场是对各个省份实行配额制，配额的多少是根据各省市经济状况而定，有的省份是5000万，有的省份是8000万，有的省份是1个亿。后来，我们发现这样下去不行，对市场做大做强的发展目标不利。针对当时新股发行实行“计划管理，额度控制”的管理办法，某些地方政府和中央企业主管部门把有限的规模尽可能地分配给多家企业——“撒胡椒面”，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发行企业规模偏小的现象，对市场健康发展不利。为此，发行管理改为“规定家数”的办法，5家、8家、10家不等。证监会在总量控制下对企业进行审核，从而促成了一些大企业的改制上市。
记者：那个时候很多公司出现问题，是不是和当时上市的配给制有关系呢？
周道炯：我认为不能这么看。因为站在当时情况来看，资本市场刚刚起步，不采取这样办法同样会有其他问题。配给制在当时的条件下，一定程度上对市场起到了积极作用。实际情况是，额度的使用权在省里，证监会是管具体工作的，最后公司能否上市关键是由省里和地方有关部门来把关；公司经过层层审批上来以后，我们初审，最后经过发审委审。所以，当初有些上市公司出现问题并不是因为配给制，而本质上是这些公司想到资本市场圈钱，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
市场亟需强化法律监管
证监会逐渐有了执法权和管理权，交易所干部也收归证监会任命，各地证管办(证监局)也由证监会统一管理。当时中国证券市场法律意识薄弱，资本市场的确非常需要强化法律和监管意识。证监会当时的监管思路就是：一是法制监管，二是建立相关协调的管理体系，三是凝聚一批人才，四是证监会系统内廉洁自律。
记者：订立《证券法》也是在您担任证监会主席时提出来的？
周道炯：不是在我任期内提出的。我应算是积极地参与了全国人大《证券法》的市场调研起草工作。早在八届人大时，人大财经委、法工委就在起草《证券法》，不过当时分歧很大。我当时在证监会任职期间提出过一些意见。直到我离开了证监会去了九届人大财经委，并任《证券法》起草小组副组长。经过反复协调，九届人大修改通过了《证券法》。
另外证监会还积极立法，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我们与日本、英国、新加坡等国家签订了证券监管合作协议。在1995年7月份～8月份，我们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名义，正式加入到国际证券组织。当年，我带领中国证监会一个团，在国际证监组织的巴黎年会上加入这个组织，成为正式会员。记得当时，我们在年会会场的外面，当听到年会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加入国际证券组织，我就带团入场，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随后，我在会上作了十分钟的演讲。
在我的任期内，中国证监会还起草了很多法规性的文件，包括期货方面的规范治理文件，理顺了管理机制。同时，把原属于中国人民银行管的所有国内证券公司的管理权统一收归到了中国证监会。
记者：您在任的3年时间内出现的案件很多，据统计，由您亲手批示查处的违法违规事件就有90多起，平均每个月都有两三起事件需要查处。在这期间，您以一种什么样的思路来进行监管呢？
周道炯：当时上任看到这些事件之后，感到中国资本市场没有法制监管不行。原来中国证监会没有执法权，我们只是事业单位，没有执法权就不能查处违规行为。后来，我向总理汇报此问题，当时总理一听就说“那怎么行啊”，我说没有执法权，就不能查，也不能冻结嫌疑资产，只能是给有关方面反映。后来总理一拍板，执法权有了，管理权也有了，交易所干部也收归证监会任命，各地证管办(证监局)也由证监会统一管理。
所以，我当时的思路就是：一是法制监管，二是建立相关协调的管理体系，三是凝聚一批人才，四是证监会系统内廉洁自律。尤为突出的问题是，当时中国证券市场法律意识薄弱，赚了钱就欢天喜地，赔了钱就怨天尤人。不过总体来看，当时的资本市场的确非常需要强化法律和监管意识。
“医生问我买哪个股票好”
一个年轻的医生看了我的病例说：“周道炯，你怎么叫周道炯呢？”我说：“我就叫周道炯啊。”他说：“那您是证监会主席？”我说：“对不起，鄙人就是。”他说：“您看我买哪个股票好啊？”
记者：当时您压力大吗？
周道炯：当然！压力很大。此前，我从事几十年的财政银行方面工作，但是管理证券市场不一样，这个直接关系到个人利益。当时听说农民把牛卖了炒股票，类似的例子有很多。这些现象集中反映出那时体制不健全，管理没跟上，而同时，人们的欲望在膨胀。当时，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上市公司造假的事件不少。
当时出现很多与我有关的笑话。有一次，我去医院体检，躺在床上坐B超，一个年轻的医生看了我的病例说：“周道炯，你怎么叫周道炯呢？”我说：“我就叫周道炯啊。”他说：“那您是证监会主席？”我说：“对不起，鄙人就是。”他说：“您看我买哪个股票好啊？”
还有一次，我到香港访问回北京，司机开车的时候有些小磕碰，结果第二天有媒体就报道说周道炯出事了，车牌号码也报出来了。显然我的车牌号早已被盯住了。
还有一个四川的小孩子给我写信说，“敬爱的周爷爷，我父母都是工人，父亲下岗了，炒了只股票，跌了以后他们天天吵架，吵得我学习也学不下去，我妈说我的学费都没了。我恳求您下个命令，把某某股票拉起来，救救我们全家……”看到这个以后我哭笑不得，深刻体会到一定要进行风险教育和法纪监管。
记者：在您任内完善了哪些法律法规？
周道炯：当时《证券法》还没正式出台，只有条例。我们就推出了股票发行条例和期货条例。同时，我们在证券系统内部包括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和部分海外上市公司，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达到了理顺内部机制、加强监督管理的目标。
1995年12月，朱镕基副总理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5周年庆典，我率领证监会部门领导参加。在座谈会上，朱镕基副总理送我们4句话，后来将其归纳为“法制、监管、自律、规范”，作为中国证券市场的八字方针。
“十二道金牌”维稳
股市就是高风险的行业，有涨有跌、有起有落才是正常的，没有涨跌没有起落就不叫市场了。关键问题就是，股市要稳定、要健康发展，不要大起大落。基础工作就是要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上市公司要有好的管理，要有盈利。
记者：在您任期内，1996年的股市异常火爆，证监会发出了“十二道金牌”，是基于何种考虑？
周道炯：1995年发生“327国债期货”事件之后，资本市场深受重创，上证指数跌至390点。后来证监会推进法制建设加强监管，以及从改变上市额度为上市家数入手出台一系列措施，加上人民银行几度降息之后，到1996年，股市形势从转好发展到异常火爆。证监会前前后后发了很多监管文件，所谓“十二道金牌”是市场后来形容的，不能说一点作用没起，但仍抑制不住市场恶炒。当时中央很重视这个问题，国务院召开了一个小范围的会议，就是包括总理、副总理、财政部长、人民银行行长在内的几个人，当时在会议上就讨论担心股市炒作过度可能引发不稳定因素。会议提到，要进行风险教育，要进行必要的舆论宣传；同时，给各省委书记和省长发电报，一定要注意风险，而且仅限于他们两个看，其他人不能看。另外，交易制度从T+0改为T+1。
原来文章是打算以证监会新闻发言人的名义发的，后来我觉得不妥，证监会是搞监管的，不能做评价。因此，我提议以人民日报评论员名义发文章，李鹏总理说“对”，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有权威。后来就是证监会的同志写，最后朱镕基同志亲自修改，在1996年12月16日发表。15日晚上我跟随吴邦国副总理在重庆视察调研，我接到通知说第二天要发表这篇文章，我就安排人第二天到营业部去看看什么情况。那个文章对市场的炒作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16日发了文章，17日股市马上跌下来了。针对此事，有些人也有不同看法，但是当时那种情形必然需要进行相关风险警示。
我一直认为，股市就是高风险的行业，有涨有跌、有起有落才是正常的，没有涨跌没有起落就不叫市场了。关键问题就是，股市要稳定、要健康发展，不要大起大落。基础工作就是上市公司质量，上市公司质量必须要好，管理要好，要有盈利。与此同时，要重视证券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作为中介机构在市场上的作用很大，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因此，必须抓好上市公司质量和中介机构两个方面。此外，就是监管。监管的前提就是要把法律法规建立好，这样证监会就可以在证券市场上全心全意为投资者服务了，服务不好可以批评；但是谁要是违规违纪，证监会就必须要查处。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记者：您认为与资本市场相关的法规陆续出台对中国股市后来的发展有哪些深远的影响？
周道炯：不好说什么“深远”影响，因为中国资本市场是一步一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20年一路走来，资本市场在法律法规的保驾护航下，才促成了今天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
1998年我从中国证监会到了人大财经委，当时我与3个法都有关系：《证券法》、《投资基金法》以及《期货法》，前面两个法我是副组长，后面一个法我任组长。九届人大财经委在资本市场立法方面最大的贡献就是促成两个法的出台：一个是《证券法》，一个是《投资基金法》，后来改为《证券投资基金法》。《期货法》当时没启动起来，现在股指期货已推出，商品期货发展很快，交易量非常大。期货的立法方面需要加快步伐，尽早出台。
再忆“327国债期货”事件
金融衍生产品是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而发展的，英美等国都是在资本市场相对成熟之后，针对投资者做多或做空的需要，才推行股指期货以分散市场风险，其主要出发点是为了稳定资本市场。
记者：当年“327国债期货”事件发生的时候，社会上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周道炯：那个时候股票的影响力较大，大家都知道买股票能赚钱。国债期货因为是衍生产品，所以很多人都搞不懂，有的老百姓就跟风，听别人说买就买。当时普遍处于这样一种情况。此事以平仓告终之后，“闭市前8分钟的交易不算”也备受非议，但是当时确实没有办法。后来，国债期货叫停之后市场基本上恢复平稳态势。所有参与“327国债期货”事件的投资者触动都会比较大。
记者：您个人如何看待“327国债期货”事件？
周道炯：对于“327国债期货”事件，我也看到有些人在回顾与讨论时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觉得应该允许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回过头来看，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央做出决定暂停国债期货交易是为了稳定大局；所以，当时的决策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后来慢慢也有了不同的声音，认为如果当时不停，找一些办法来引导和管理，也是可以的。我个人认为也不是不可以，如果当时不关，也可以提出问题去解决。但是这都是事后说了，再说也没有太大意义。
记者：当年国债期货事件把国债期货的交易停掉了，那么中国之后十余年都没有金融期货再出来了，您不觉得可惜吗？
周道炯：金融衍生产品是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而发展的。如果证券市场一开始，期货市场马上就跟上去，这个理想化的发展当然很好。但是，在发达国家，金融衍生品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英美等国都是在资本市场相对成熟之后，针对投资者做多或做空的需要，才推行股指期货以分散市场风险，其主要出发点是为了稳定资本市场。包括商品期货市场也一样。我国资本市场一开始也不可能搞股指期货，1990年深沪交易所成立，两个交易所加起来一共才14只股票，怎么谈股指期货。
完善资本市场法制建设
中国资本市场在法律法规方面仍然有需要提高和完善的空间，部分法律法规仍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所以还要进一步改革创新，尤其是与创业板、股指期货相配套的法规制度等。同时，我们还要加快资本市场的市场化进程。中国资本市场可能还要经过十年左右时间，才能真正转变为成熟市场。
记者：在1996年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您提出中国证券市场“九五”规划，那个时候就已经提出来国有股要流通，但是我们在10年之后才真正开始进行国有股改革。当年您提出这个规划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
周道炯：我们当时考虑的主要是借鉴国际上的经验。回头来看，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一开始就是中国特色，中国的股票市场设立之初就有国有股、法人股、职工股。这些股票上市后都不能流通，这是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但是从国际市场上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股票不流通不行，所以我就想借鉴国际经验，逐步让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流通，但也不能一下子都流通。
后面几年，这个问题一直在研究，但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原因是中国的股票市场和外国不一样，我们一开始民营企业上市的比例太低，刚开始都是小型国有企业上市，此后逐步有大型国有企业上市。所以当时中国股市存在两个特点制约了全流通：一是90%以上都是国有企业，证券公司90%以上也都是国有的，而国外市场大部分都是民营企业主导，在资本市场建立初期，国有股、法人股能发股票已经不得了，全流通不在当时考虑之列；二是上市公司大型国企居多，当时这些大国企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有些是政府背景的，一上市就改制成公司了，局长就变为上市公司董事长了，而事实上董事会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只有在公司治理结构慢慢调整好之后才有全流通的基础。
记者：您对中国证券市场下一步的发展有什么愿景？
周道炯：中国资本市场还处于新型加转轨的阶段，还不是真正成熟的一个市场，是新兴市场。
因此，今天中国资本市场在法律法规方面仍然有需要提高和完善的空间。当前，部分法律法规仍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所以还要进一步改革创新，尤其是与创业板、股指期货相配套的法规制度等。要一步一步地有效吸收发达国家百年资本市场的经验，同时，要对他们曾经发生的问题和教训采取预防措施。当前，我们的市场化还没有彻底完善，比如股票发行价格的问题，衍生产品问题，柜台交易问题，期货问题等。中国资本市场可能还要经过十年左右时间，才能真正转变为成熟市场。
(详细内容敬请关注近期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型专题片《大市·中国》)
